17世纪是全球贸易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加快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国际货币流通体系也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17世纪的中国如何通过接受外来货币体系，尤其是与印度卢比的经济互动，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策略，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7世纪中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持点。欧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由于对外贸易的不平衡，中国急需找到新的货币供应路径。印度是一个重要的白银输入国，而中国需将其丰厚的商品贸易转化为货币资产。印度的货币系统，尤其是卢比，因其稳定性与信誉度，在亚洲地区享有较高的地位，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因此在此期间得以加强。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纽带不仅依赖于商品与货币的直接交换，还涉及到复杂的贸易网络和金融体系。在这一时期，广泛的陆路和海路联系了中国和印度，贸易商通过东南亚地区将多种商品贸易流转。在印度，尤其是西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手工制造业发达，各种优质纺织品和香料通过新建的大型商船流入中国市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产品也是印度市场的抢手货品。

这种双向贸易关系不仅促进了两个国家间经济的繁荣，也为中国的货币流通体系引入了外来资金和思想。尽管中国有着自身的铜钱制度，但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并不顺畅，墨西哥银币、秘鲁银山的他加斯加银等这些外来银币进入中国，印度卢比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华流通。尤其是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如广州，卢比便开始被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重要货币之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跨文化的货币流通为中国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它有助于稳定国内的货币体系，协调了庞大的物资需求和流通。在国际贸易的促进下，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步打破了封建经济的闭锁状态，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外来货币的流入促使中国必须提高商品生产质量，以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竞争激励了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与此通过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中国的商人和贸易家族学会了更多关于信用制度、票据交换和合约贸易等现代经济操作方式。广泛的商贸活动和货币交流让更多的中国商人开始意识到信用体制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这些新兴的金融概念为后来的中国本地银行业、信贷机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顺应了经济发展趋势与需求。

随着18世纪的到来，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需要革新的巨大挑战。人口的增加对资源的需求与贡献经济增长的矛盾加剧，地方货币的贬值导致通货膨胀。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吸取了17世纪与印度等国合作的经验，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通过吸纳国际先进的技术与经济制度创新，中国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经济体系向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过渡。

17世纪中国与印度卢比的结合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相通之道，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的交换上，更是中国经济思想开放和制度发展的重要窗口。通过这种经贸合作，中国在经济思想上逐渐走向开放，孕育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萌芽，为未来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